作為世界上核能發展最活躍的地區之一，印度對國內核能發展寄予厚望。與之對應的是，核能供應鏈如何在印度的法律框架內減輕項目風險?

1、印度核工業發展

庫丹庫拉姆核電站

印度是世界上能源消耗最多的國家之一，預計到2030年將超過歐盟。

為了滿足其日益增長的能源需求，印度計劃在未來十年內加快發展其核工業。

印度大陸目前有22個反應堆在運行，總凈容量約為6780 MW，并希望到2031年將其增加近三倍，達到22480 MW的總容量。

印度不僅在考慮擴大其大型核電站機組，還正在開發小型模塊化反應堆(SMR)。

有了這樣雄心勃勃的計劃，印度應該從以往世界核能發展趨勢中吸取什么經驗?

20世紀60年代，印度首次進軍核能領域，建造了兩座小型通用電氣(General Electric)沸水堆。

然而，當印度于1974年5月進行第一次核試驗，同時拒絕簽署《不擴散核武器條約》時，國際合作迅速停止。當時國際實施了各種制裁，將印度排除在核貿易之外。

在隨后的幾十年里，印度主要依賴俄羅斯。自2005年印度和美國的民用核合作倡議以來，印度已恢復在國際核界的地位。

目前，印度已與13個國家簽署了《合作與和平利用核能協議》。

2、發展目標與阻礙

根據印度2006年的綜合能源政策，該國的目標是為所有公民實現能源安全，無論他們是否有能力為此買單。

要使這一政策成為現實，印度需要減少對化石燃料進口的依賴。

然而，根據其目前的政策，印度化石燃料的綜合進口賬單預計在未來20年內將增加兩倍，其中石油是迄今為止最大的組成部分。

為了滿足印度日益增長的能源需求，印度的政策制定者熱衷于以最低成本、技術高效、經濟可行和環境可持續的方式采用“安全、清潔和方便的能源形式”。

目前，該國將近3%的GDP用于能源投資，其中越來越多的投資用于清潔能源。

展望2050年之后，印度政府將核能視為實現長期能源安全和能源獨立地位的最有力手段。

如今，就正在建設的反應堆數量而言，印度在世界上排名第二，僅次于中國。

印度2031年的主要目標之一是確保維持8-9%的增長率所需的能源可用。這為核能部門的大規模投資提供了機會。

盡管有這種勢頭，但提高印度核能發展的措施將繼續受到幾個因素影響。

首先，印度“核損害民事責任法”一直是外國供應商關注的問題。

第二，在按預算和計劃時間內，建設完成核電站存在固有的挑戰。

第三，由于核能的性質，一些核電項目遭到了當地民眾的抗議。

第四，也是最后一點，由于俄羅斯目前是印度核領域唯一活躍的外國合作伙伴，因此可能會因與俄羅斯有關的制裁而出現延誤。

考慮到這些考慮因素，無論是本地還是國外，在沿著印度核能發展道路努力時，他們都很清楚自己可能面臨的法律陷阱。

3、減輕法律風險：印度和其他國家經驗教訓

圍繞核電站項目的各種糾紛爭議由來已久，各國均是如此。

芬蘭的奧爾基洛托(Olkiluoto)核電站3號機組，由阿海琺-西門子的法德供應商聯合體為業主Teollisuuden Voima Oyj(TVO)設計和建造，原定于2009年完工，但仍未完工。相關的國際商會仲裁持續了十年。

最近，EDF于2021向阿海琺提出15億歐元的索賠，要求賠償弗拉曼維爾(Flamanville)核電站3號機組的運營損失。

核工業特有的嚴格程序可能會導致許可證審批的延遲，從而推遲計劃的施工進度。

此外，如果適用的法規在施工期間發生變化，承包商可能不得不修改工況，以適應新標準。

例如，在9/11恐怖襲擊之后，監管機構要求改變設計，以考慮飛機撞上核電站的可能性。

同樣，2011年福島第一核電站核事故發生后，監管機構要求對設計進行修改，以解決類似的核電站漏洞。

印度也不例外，昆丹庫拉姆(Kundankulam)核電站等一些電站的建設已經出現延誤。

如果從早期階段就對相關風險有適當的理解和管理，就可以緩解核部門的爭端。

首先，可以在采購和合同起草階段對風險進行管理。施工合同必須按照優先順序規定和確定目標，如工作范圍和性能要求、價格和完工時間，以及導致時間延長和額外成本的情況。

其次，合同管理階段對風險管理非常重要。各方應制定明確而嚴格的項目管理程序，有助于識別和減輕因各方之間的誤解而產生的風險。

第三，風險管理可以在處理各方之間的分歧和糾紛的階段解決。當項目中出現索賠時，應按照合同中爭議解決條款規定的方式公平有效地處理。索賠不應被允許累積，必須建立一個適當的制度來提出和回應當事方的索賠。

由于與核電站建設或其他有關外國實體的預期參與率和投資率，可能會產生爭議。

考慮到這些項目的國際性質，以及在印度國內法院解決這些爭端可能出現延誤的風險，國際爭端解決(如調解或國際仲裁)可能是首選。

國際建筑合同通常包括一項仲裁條款，用于解決項目期間出現的爭議。

不同司法管轄區，為保證某些標準而制定的與核電站建設相關的現行法規在這里至關重要。

投資者可以采用的另一種解決爭端的途徑——根據投資者所在國和業主所在國之間有效的雙邊投資條約(BIT)啟動投資條約仲裁。

在某些情況下，即使是因核電站建設中的延誤和成本超支而產生的爭議也可能成為投資仲裁的主題。

核能部門被證明是商業糾紛的沃土，近年來在世界范圍內引發了一些最引人注目的仲裁案件。

2013年，美國公用事業公司南加州愛迪生公司(SCE)對日本三菱公司提起國際商會仲裁，指控三菱公司為美國圣地亞哥圣奧諾弗雷核電站交付的蒸汽發生器存在缺陷。

2014年，德國能源集團E.ON及其子公司PreussenElektra就雙方于2009年簽訂的互惠電力供應協議產生的核電稅支付問題，對Electrabel提起國際商會仲裁。

不同實體之間商業關系引起的爭端，包括不供應核燃料或供應有故障的核電站設備，以及保護知識產權。

考慮到印度希望在未來幾年建造大型核電站和SMR相關的核供應鏈的規模，未來可能會出現許多商業糾紛。

4、管理核能的法律框架

印度《原子能法》(1962年)是管理民用核能所有法規的基礎立法。

但2010年《核損害民事責任法》對印度核能計劃的發展產生了相當大的影響。

2010年法案旨在“規定核損害的民事責任，并通過對運營商的無過錯責任，迅速向核事故受害者提供賠償。”

該法案允許運營商有權向供應商追索因核事故支付的賠償，如果事故是由供應商的行為造成的。

這種做法的部分原因是1984年發生在印度中央邦首府博帕爾的化學事故。這是迄今為止最嚴重的工業事故。

一家工廠夜間釋放的有毒氣體造成15,000至20,000人死亡，150,000至800,000人受傷。隨后發生了一場重要的賠償受害者的法律斗爭，2022年10月，印度政府仍在考慮向最高法院采取進一步行動。

2010年法案具有爭議性，因為根據國際核責任公約，運營商負有嚴格和唯一的責任，運營商“只有在書面合同明確規定的情況下”才有權向供應商追償。

印度的規定遭到了國內外核工業的批評。

印度與外國之間已經達成的協議認為，印度將“根據既定的國際原則建立一個民事核責任制度”，而外國供應商并不認為是這樣。

印度政府采取了一些措施來解決這些問題，但沒有成功，例如：通過了《核損害民事責任規則》(2011年)、該法案的常見問題解答，以及建立了印度核保險庫，分別為核運營商和供應商提供核責任保險。

然而，核供應商的保險政策(NSIP)也引起了一些擔憂。

首先，只有向核電站運營商提供的NSIP(供應商已為其投保)仍然完全有效，NSIP才會生效。

其次，NSIP僅涉及運營商根據《2010年法案》第17(a)條和第17(b)條享有的追索權，不包括供應商根據印度或國外任何其他法律可能對核損害承擔的其他責任。

此外，在撰寫本報告時，目前有兩份公共利益訴訟請愿書正在最高法院待審。這些請愿書對該法案的有效性提出了質疑。

鑒于印度目前在核能領域的進步及其對能源的日益增長的需求，以及與外國供應商和投資者接觸的需求，政府、運營商和供應商必須找到解決這些問題的方法。

5、未來核工業發展

印度的核電站建設項目經常引起抗議，以及當地民眾和民權團體的抵制。

印度最高法院目前在平衡公眾的擔憂與政府發展印度核能部門的愿景，其發揮的作用似乎是朝著正確方向邁出的一步。

核能部門在實現全球脫碳能源目標方面具有巨大潛力。

印度的情況與此一致，因為印度的目標是增加核能在其能源結構中的份額，以滿足其已知和預期的能源需求和戰略安全目標。

然而，可以想象，隨著對核能的日益關注，印度和世界各地的爭端可能會以越來越快的速度出現。

如果印度核能部門的國際項目出現任何此類爭議，由于外國供應商的參與和對該領域特定專業知識的要求，國際仲裁可能是解決爭議的首選。

事實上，來自世界各地的例子表明，在核電站的建設和供應鏈各方之間的商業關系方面存在著廣泛的爭議，這些爭議最終可能會成為建設、投資或商業仲裁中的爭議。

在里面重要的是，有關各方應專注于早期風險管理，在項目或合同的整個生命周期中都必須認真遵守。

通常，當事方可以通過從一開始就采取積極主動和知情的方法來避免或至少減輕此類爭端。

盡管印度在這方面似乎正在朝著正確的方向采取措施，但這并不意味著可以以輕松的方式處理核部門的項目。

所有相關參與者的大量關注和規劃，對于一個受監管行業的項目和合同至關重要。

免責聲明：本網轉載自合作媒體、機構或其他網站的信息，登載此文出于傳遞更多信息之目的，并不意味著贊同其觀點或證實其內容的真實性。本網所有信息僅供參考，不做交易和服務的根據。本網內容如有侵權或其它問題請及時告之，本網將及時修改或刪除。凡以任何方式登錄本網站或直接、間接使用本網站資料者，視為自愿接受本網站聲明的約束。